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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注冊公司> 跨境互聯網廣告征稅問題研究——基于谷歌案例視角
          跨境互聯網廣告征稅問題研究——基于谷歌案例視角

          訪問量:12 | 作者:南京薪算盤財務管理有限公司 | 2022-04-02 03:27:53

          摘要:數字經濟在改變商業模式和消費行為的同時,也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提出全新挑戰。以跨境互聯網廣告為例,跨國企業無須在市場國設立實體場所,線上即可開展各類業務

          數字經濟在改變商業模式和消費行為的同時,也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提出全新挑戰。以跨境互聯網廣告為例,跨國企業無須在市場國設立實體場所,線上即可開展各類業務,在傳統國際稅收規則下市場國無法對此類所得征稅,由此對市場國稅基造成侵蝕。本文將圍繞谷歌集團下屬公司在印度、法國面臨的三起稅務爭議,探討以互聯網廣告服務為代表的數字化商業模式帶來的跨境征稅挑戰及應對思路。

          一、案例簡介:谷歌跨境互聯網廣告征稅爭議

          谷歌關鍵字廣告(Google AdWords)是谷歌公司提供的互聯網廣告服務。當互聯網用戶使用某關鍵字進行搜索時,相關客戶的廣告將會以文字、圖片或視頻等形式出現在搜索結果中。以下三個案例均與谷歌關鍵字廣告業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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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特花商私人有限公司(Right Florist Private Limited,以下簡稱“印度花商”)是一家印度稅收居民企業,主要從事花卉銷售業務,在谷歌等搜索引擎上發布了花卉廣告。印度花商向谷歌愛爾蘭有限公司(Google Ireland Limited,以下簡稱“谷歌愛爾蘭”)支付的廣告費未在印度繳納預提所得稅。根據《印度所得稅法案》(1961年)中的相關規定,即“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向印度境外支付的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技術服務費或本法規定的其他應支付款項,其稅款尚未支付的部分不得作為支出進行稅前扣除”,印度稅務機關在審查印度花商的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認為,該筆廣告費支出不能進行稅前扣除,稅企雙方對此產生爭議。

          印度加爾各答所得稅上訴法庭根據印度國內稅法、印度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作出判決,認定該廣告費的性質不屬于特許權使用費或技術服務費,而應屬于營業利潤,并適用于稅收協定中的常設機構認定標準。因谷歌愛爾蘭并未在印度境內構成常設機構,因此印度對該項營業利潤不具有征稅權。2013年4月,印度加爾各答所得稅上訴法庭判決印度花商勝訴。

          (二)印度谷歌案

          谷歌印度私人有限公司(Google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簡稱“谷歌印度”)是一家在印度注冊的居民企業,是谷歌國際有限責任公司(Google International LLC)的全資子公司。2005年,谷歌印度與谷歌愛爾蘭簽訂了谷歌關鍵字廣告分銷協議。谷歌印度是谷歌愛爾蘭的非獨家授權分銷商,為印度廣告客戶提供服務。谷歌印度向谷歌愛爾蘭支付了購買廣告位的款項,并認為該款項屬于谷歌愛爾蘭取得的銷售所得,因此未在印度扣繳預提所得稅。2012年,印度稅務機關要求谷歌印度說明該款項不屬于特許權使用費,否則需要補稅。谷歌印度表示,谷歌關鍵字廣告是標準化的廣告產品而非復雜的計算機軟件,谷歌印度僅參與廣告產品的營銷與分銷,并沒有獲得谷歌關鍵字廣告相關專利權、版權等特許權的使用權。谷歌印度僅負責對廣告位進行分配,處理和顯示廣告則是由谷歌愛爾蘭負責,谷歌印度的廣告分銷業務完全獨立于其他信息技術支持服務,并沒有使用屬于谷歌愛爾蘭的專利權,對谷歌商標的使用也只是基礎性商業行為,因此該款項并不屬于特許權使用費。但印度稅務機關對此觀點并不認可,稅企雙方對此產生爭議。

          根據印度國內稅法、印度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的規定,印度班加羅爾所得稅上訴法庭將谷歌印度向谷歌愛爾蘭支付的款項性質認定為特許權使用費,認為應由谷歌印度代為扣繳預提所得稅。2017年10月,印度班加羅爾所得稅上訴法庭判決谷歌印度敗訴。

          (三)法國谷歌案

          谷歌愛爾蘭與谷歌法國有限責任公司(Google France SARL,以下簡稱“谷歌法國”)簽署的營銷與服務協議規定,后者為前者在法國的營銷提供協助與咨詢服務,谷歌愛爾蘭以成本加成的方式向谷歌法國支付報酬。法國稅務機關認為,谷歌法國員工實際上被賦予以谷歌愛爾蘭的名義簽署合同的權利,參與了和廣告商協商定價、廣告設計等過程,因此應被認定為代理型常設機構,要求谷歌愛爾蘭對2005年至2010年期間在法國開展經營活動取得的收入補繳稅款及罰金,合計約11.12億歐元。其中,企業所得稅為3.08億歐元。針對法國稅務機關的這一觀點,稅企雙方產生爭議。

          巴黎行政法院認為,谷歌關鍵字廣告合同簽訂雙方為客戶與谷歌愛爾蘭,雖然谷歌法國員工的姓名以“銷售代表”或“客戶經理”的身份出現在合同中,且合同的主要內容是由谷歌法國的員工與客戶商定的,但合同生效之前必須經過谷歌愛爾蘭的驗證。此外,谷歌關鍵字廣告的服務價格是根據用戶點擊次數確定,谷歌法國的員工并不參與具體定價。因此,巴黎行政法院認定谷歌法國并未構成谷歌愛爾蘭在法國的代理型常設機構。2017年7月,巴黎行政法院判決谷歌愛爾蘭勝訴。隨后,法國稅務機關多次上訴,最終谷歌集團與法國稅務機關經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同意繳納9.65億歐元稅款及滯納金。

          (四)案例分析

          上述三個案例均為谷歌愛爾蘭跨境提供互聯網廣告業務時在市場國面臨的稅收爭議。從表1可以看出,谷歌跨境互聯網廣告的不同銷售模式及由此帶來的征稅差異。谷歌關鍵字廣告業務常見的銷售模式包括在線銷售(OSO模式)和直銷(DSO模式)兩種模式。OSO模式一般面向小規模預算廣告客戶,客戶直接在線與谷歌公司簽訂合同并下單支付,如印度花商案。DSO模式一般適用于大規模預算廣告客戶,通常由谷歌在市場國的公司或員工提供相關服務,但合同是與位于其他國家的谷歌公司簽訂,如法國谷歌案。印度谷歌案中的轉售廣告位銷售模式,區別于上述兩種模式。對比印度花商案與印度谷歌案可以發現,由于谷歌愛爾蘭在印度的銷售模式不同,使得所得性質認定的結果有所不同。對比印度谷歌案和法國谷歌案可以發現,位于市場國的谷歌公司與谷歌愛爾蘭之間的協議模式有所不同,使得谷歌愛爾蘭在市場國的納稅義務出現不同結果。

          二、案例實質:數字經濟征稅挑戰的現實表現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的預測數據,2021年全球數字廣告支出為3892.9億美元,占全球媒介廣告支出約56.1%?;谒阉饕娴幕ヂ摼W廣告是數字廣告的主要來源,廣告業務的數字化特征凸顯,由此帶來相應的國際稅收問題。

          (一)互聯網廣告服務所得的定性難題

          基于數字化平臺的跨境互聯網廣告服務的提供方式靈活多樣,導致在所得性質上可能存在營業利潤與特許權使用費的認定難題。在印度花商案和印度谷歌案中,稅企爭議聚焦到谷歌愛爾蘭從印度公司取得的所得的性質。在進行所得性質判定時,主要依據的是市場國國內稅法和雙邊稅收協定的特許權使用費條款。雖然參照的是同一法律體系,但是由于增加了谷歌印度轉售廣告位這一中間環節,谷歌愛爾蘭在印度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所得性質認定就發生了變化,因此在當地產生了納稅義務。如果認定為銷售所得,且谷歌愛爾蘭并未在印度構成常設機構,就無須在印度繳稅;如果認定為特許權使用費,則需要在印度繳納預提所得稅。

          從印度花商案所得定性爭議的判決依據來看,根據印度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特許權使用費是對使用專利技術等所支付的視為報酬的款項。印度花商在線與谷歌愛爾蘭簽訂合同,在谷歌搜索引擎平臺上發布廣告,并不涉及獲得專利技術的使用權限,因此不能將該廣告費認定為特許權使用費。此外,根據印度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對技術服務費的認定離不開人的因素,谷歌提供的廣告服務是在搜索引擎的網頁上生成特定文本,這是一個完全自動化的過程,因此也不能將此廣告費認定為技術服務費。從印度谷歌案所得定性爭議的判決依據來看,根據印度國內稅法、印度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谷歌愛爾蘭出售的廣告位被認定為印度稅法中的知識產權,且谷歌愛爾蘭賦予谷歌印度使用谷歌關鍵字廣告的權利、谷歌商標及其他品牌特征的使用權,以及客戶數據庫的訪問權等諸多權限,因此谷歌印度支付給谷歌愛爾蘭的款項應屬于特許權使用費。

          進一步對比印度谷歌案與法國谷歌案,盡管位于市場國的谷歌公司(谷歌印度、谷歌法國)都參與了客戶廣告服務,但谷歌愛爾蘭取得所得的性質認定卻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位于市場國的谷歌公司從谷歌愛爾蘭取得的谷歌關鍵字廣告相關權限。更特別的是,在印度谷歌案中,谷歌印度與谷歌愛爾蘭簽訂了兩份性質完全不同的協議,谷歌印度承擔了雙重功能與風險,使谷歌印度與谷歌愛爾蘭之間往來款項性質的認定變得更加復雜。

          數字經濟下的新型商業模式使營業利潤與特許權使用費之間的認定界限變得模糊。三個案例涉及的谷歌關鍵字廣告業務明顯區別于傳統廣告業務,其內置信息技術的復雜性,無疑增加了所得性質的認定難度??缇郴ヂ摼W廣告的所得性質認定難題,同樣存在于其他數字經濟活動之中,如在線零售商、網上應用商店、云計算等。

          (二)常設機構的認定難題

          在印度花商案與法國谷歌案中,常設機構的認定至關重要,決定了谷歌愛爾蘭在市場國取得的營業利潤是否需要在當地繳稅的問題。一是互聯網廣告載體是否構成常設機構。數字化網頁、實體服務器是進行全部或部分廣告服務的營業載體,但是數字化網頁不具有實體存在,而且實體服務器的可移動特點通??梢员苊庠谑袌鰢鴺嫵沙TO機構。在印度花商案中,法庭還將2010年版的OECD稅收協定范本作為法律依據,認定搜索引擎網頁并不構成物理實體,服務器實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滿足常設機構判定標準,但谷歌搜索引擎的服務器均設立在印度境外,因此未在印度境內構成一般意義上的常設機構。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依賴于實體存在的聯結度規則會使市場國的稅基受到侵蝕。

          二是代理型常設機構的認定問題。代理型常設機構強調“經常代表某一企業簽訂合同”,而在數字經濟中,跨境互聯網廣告商可以直接與市場國客戶在線簽訂合同,雖然位于市場國的關聯企業沒有以該跨境互聯網廣告商的名義簽訂合同的權利,但往往對合同的簽訂、履行都具有重要作用,無代理型常設機構之名,卻行代理型常設機構之實。在印度花商案中,涉及的問題是設立在印度境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否構成代理型常設機構。由于印度境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無權代替谷歌愛爾蘭簽訂合同,且還為其他公司提供網站托管服務,因此印度境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并非谷歌愛爾蘭在印度的代理型常設機構。在法國谷歌案中,涉及的問題是谷歌法國是否構成谷歌愛爾蘭在法國的代理型常設機構。根據法國與愛爾蘭簽署的稅收協定,當谷歌法國作為非獨立代理人,在法國習慣性地以谷歌愛爾蘭的名義簽訂合同時,即構成谷歌愛爾蘭在法國的代理型常設機構。根據谷歌愛爾蘭與谷歌法國之間的營銷與服務協議,谷歌法國在法律和經濟上獨立于谷歌愛爾蘭,谷歌愛爾蘭與客戶直接簽訂合同,谷歌法國屬于獨立代理人,因此法院判定未構成代理型常設機構。

          在本文的案例中,谷歌愛爾蘭所使用的三種互聯網廣告經營模式體現了數字經濟對商業模式的深入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征稅難題。依托于數字化平臺,企業可以遠程在線簽訂互聯網廣告合同,不再依賴在市場國設立物理實體或通過代理商行使合同簽訂的權利,從而避免在市場國構成常設機構,利用的正是傳統常設機構規則在數字經濟模式下的漏洞。營銷與分銷協議形式的復雜性增加了市場國常設機構的認定難度。

          (三)互聯網用戶數據價值的評估難題

          數字經濟的征稅挑戰還體現在數據價值的評估與稅收管轄權方面?;ヂ摼W廣告企業可以遠程收集、處理并使用市場國互聯網用戶數據,由此將產生兩個關鍵問題:用戶數據是否參與價值創造、數據來源國(或市場國)是否對此擁有稅收管轄權?;ヂ摼W廣告的價值創造形式是一種典型的價值網絡,谷歌等互聯網企業通過建立具有搜索、社交等功能的網絡平臺吸引用戶加入,并在連接活動中搜集用戶偏好等數據用以創造收益,具體表現為在互聯網廣告業務中,通過對用戶數據的分析處理可以向用戶選擇性地投放廣告,提高廣告商品被購買的概率;互聯網用戶數據也可讓渡給第三方并取得收入;互聯網廣告商及用戶數據所反映的供求關系可用來制定差異化價格;互聯網用戶數據可用來提升廣告服務水平,吸引更多用戶加入,創造更多價值。在印度谷歌案中,稅務機關在認定特許權使用費性質時,其中一條證據即為谷歌印度具有訪問谷歌愛爾蘭后臺信息數據的權限。

          谷歌關鍵字廣告業務收集并分析使用了大量谷歌互聯網用戶的數據信息,并為企業帶來收益。數據本身的價值及由此創造出的價值,在互聯網企業廣告業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數據來源國對此類所得應擁有征稅權,然而基于實體經濟業態的國際稅收規則并未對數據相關所得作出明確的征稅規定。值得注意的是,三個案件的判決均參照的是當時生效的相關國家國內稅法和雙邊稅收協定,體現了傳統國際稅收規則下的征稅原則無法有效適應新型數字經濟下多元化的互聯網廣告經營模式。市場國的稅基侵蝕問題是產生稅企爭議的主要原因。不論是印度稅務機關極力爭取特許權使用費的認定,還是法國稅務機關反復上訴,都反映出市場國稅務機關對數字經濟背景下本國稅收流失問題的關注,以及對修訂國內稅法及國際稅收規則的迫切需求。

          三、案例延伸:數字經濟征稅方案評析

          (一)單邊措施

          上述案件引起了印度政府和法國政府的極大關注。為有效防范市場國稅收利益流失,2016年印度開征均衡稅,規定向非居民企業支付在線廣告服務、銷售廣告空間或其他在線廣告相關服務的款項超過10萬盧比時,需要扣繳6%的稅收。2020年,印度對均衡稅進行修訂、擴大征稅范圍,規定對非居民企業從事電子商務運營或提供相關服務而取得或應取得的款項征收2%的稅收。法國于2019年通過了開征數字服務稅的提案,面向在法國從事應稅服務產生的營業額超過2500萬歐元、在全球從事應稅服務的營業額超過7.5億歐元的企業,對其在法國從事應稅服務產生的營業額征收3%的稅收,應稅服務包括在線廣告、出于廣告目的而出售個人數據、提供對等網絡平臺。除法國之外,英國、奧地利、土耳其等國也開征了類似性質的數字服務稅。

          印度均衡稅和法國數字服務稅的主要征稅對象是跨境互聯網廣告服務的提供者,顯然谷歌是重要成員之一。這種單邊征收新稅種的措施,針對所得性質認定、常設機構認定和用戶數據價值評估等征稅難題,以一種間接、簡易、快捷的方式應對數字經濟下的稅基侵蝕問題,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對于谷歌等美國科技企業在市場國面臨的均衡稅、數字服務稅等稅負,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啟動了“301調查”,代表美國企業利益在貿易領域進行反擊。從市場國稅收利益的視角看,單邊措施是短期內的可行方案,但由此帶來的國際重復征稅、國際稅收競爭、國際貿易爭端等問題是未知風險。與此同時,“雙支柱”方案明確提出,自2021年10月8日起,各轄區不得新開征數字服務稅或類似措施,并將妥善協調撤銷現行數字服務稅及類似措施。

          (二)雙邊措施

          1.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新增12B條款

          聯合國國際稅收合作專家委員會于2021年4月20日批準了在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2021年更新版本中增加第12B條款“自動化數字服務收入”,通過對該類收入征收預提所得稅的方式解決市場國的征稅難題。在該條款下,無須判定所得類型以及是否構成常設機構,只要滿足自動化數字服務的標準,市場國就可以對該所得征稅?;ヂ摼W廣告服務即屬于這類自動化數字服務,如果在雙邊稅收協定中加入該條款,作為市場國的締約國一方即可對這類所得征收預提所得稅。

          2.OECD稅收協定范本關于代理型常設機構條款的修訂

          為了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常設機構認定爭議,根據BEPS第7項行動計劃成果最終報告,2017年版OECD稅收協定范本對第5條常設機構中代理型常設機構的內容進行了修改,拓寬了代理型常設機構的認定范圍,將“有權代表企業,并且習慣性地以企業的名義簽訂合同”拓展為“習慣性地代表企業簽訂合同,或習慣性地在合同簽訂中發揮重要作用,起草的合同不需要再進行實質性調整”,并且在例外條款中排除了“代理者完全或幾乎只為一家企業或幾家相關聯的企業提供代理”的情形。按照最新修訂的OECD稅收協定范本,在法國谷歌案中,谷歌法國將被認定構成常設機構,谷歌愛爾蘭將難以在法國規避構成代理型常設機構。

          (三)多邊措施

          近年來OECD始終致力于從多邊層面解決數字經濟的征稅問題,下文將圍繞《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以下簡稱“BEPS多邊公約”)和雙支柱方案進行討論。

          1.BEPS多邊公約關于代理型常設機構的條款

          BEPS多邊公約借鑒了OECD稅收協定范本(2017年版)的最新修訂,第12條“通過傭金代理人和類似安排人為規避常設機構構成”采用了類似表述。相較于OECD稅收協定范本,BEPS多邊公約作為一項多邊措施,更容易在較短時間內覆蓋更廣的區域范圍。截至2021年12月14日,已有96個國家(地區)簽署了BEPS多邊公約。其中,65個國家(地區)的公約已經生效,意味著已經有相當一部分雙邊稅收協定可以適用BEPS多邊公約關于代理型常設機構的條款,為跨境互聯網廣告業務的市場國維護稅收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據。

          2.雙支柱方案

          在BEPS包容性框架下,應對數字經濟征稅難題的工作持續推進。OECD于2021年7月發布《關于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雙支柱”方案的聲明》,標志著各方就雙支柱方案的基本架構達成多邊共識。同年10月,OECD再次發布聲明(以下簡稱“OECD10月《聲明》”),進一步對剩余利潤比例、最低稅率水平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和補充。截至2021年11月4日,包括我國在內已有137個國家(地區)加入該方案,但BEPS包容性框架中仍有個別成員未加入。雙支柱方案被認為是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的最大修訂,支柱一聚焦于通過修改聯結度規則和利潤分配規則重新劃分征稅權,支柱二致力于解決遺留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問題。

          根據OECD 10月《聲明》,支柱一包括兩類征稅規則,分別針對金額A和金額B。第一類是為市場國提供的新聯結度征稅規則,針對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且利潤率高于10%的跨國企業集團。當符合上述條件的跨國企業在市場國的收入達到100萬歐元時,市場國可以根據一定的稅基分配公式對金額A(即跨國企業25%的剩余利潤)征稅。第二類征稅規則是對現行獨立交易原則的簡化與改進,適用于一般性營銷與分銷活動相關的所得(金額B)。針對本文案例中的跨境互聯網廣告所得征稅爭議,在支柱一方案下,無須逐一解決互聯網廣告服務所得的定性難題、常設機構的認定難題和互聯網用戶數據價值的評估難題,通過金額A的計算與分配,市場國即可對符合條件的大型跨國企業(如谷歌集團)的剩余利潤行使一定的征稅權,從而部分解決跨境互聯網廣告業務在市場國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缇郴ヂ摼W廣告相關的營銷與分銷活動,也將在不同的市場國適用更加簡化、統一的獨立交易原則。盡管支柱一提供了科學的解決方案,但在操作層面仍存在很多現實難題。例如,金額A涉及的剩余利潤計算以及稅基在多個稅收管轄區的分配,如何在全球范圍達成財務、稅務層面的協調統一,仍存在較多不確定性。

          支柱二同樣包括兩類規則。第一類是基于國內稅法體系的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核心思想是通過補征稅款或者減少稅前扣除的方式,將低稅負收入的稅負提高至一定水平。第二類是基于稅收協定的應稅規則,解決消極所得在來源國預提所得稅稅負過低的問題。針對跨境互聯網廣告業務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問題,支柱二從收支兩個角度提出應對思路,一是對跨國企業收入征收的實際稅率不低于15%,二是對跨境款項支付征收的預提所得稅稅率應達到9%。在這兩類最低稅率的約束下,谷歌等互聯網跨國企業將無法繼續從低稅地或避稅地獲取巨額稅收利益。但最低稅率水平的設置將使實際稅負水平偏低的國家(地區)處于被動地位,會對當今國際稅收競爭格局產生沖擊,從而深度傳導到國際經貿關系領域。

          四、案例啟示:我國關于跨境互聯網廣告征稅問題的應對思路

          我國是全球主要的互聯網用戶數據來源國,也是互聯網企業大國。但我國互聯網企業與外國企業存在較大區別,主要體現在海外市場較為有限,收入仍主要來自國內。筆者認為,我國在應對跨境互聯網廣告征稅問題時,需要從市場國和居住國兩個角度綜合進行考慮。

          (一)市場國視角

          從近年來我國國際稅收反避稅案件來看,特許權使用費與營業利潤的所得性質認定是很多案件中稅企爭議的核心。從維護市場國稅基的角度而言,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12B條款在明確互聯網廣告跨境所得征稅權方面較為直接、有效。但將稅收協定范本條款納入我國現行雙邊稅收協定,需要與締約國另一方談判達成一致,預期進程較為緩慢。雖然BEPS多邊公約在推動稅收協定條款修訂效率方面更為高效,但該公約主要體現的是OECD稅收協定范本規則,并未包括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12B條款。短期來看,通過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12B條款維護我國作為互聯網廣告客戶國的稅基仍面臨較多困難。盡管如此,預期BEPS多邊公約在我國生效之后,大型互聯網跨國企業通過傭金代理人或類似安排人為規避在我國構成常設機構的稅基侵蝕行為將被有效抑制。

          相比于需要雙邊或多邊協調的措施而言,開征數字服務稅更為高效。各國數字服務稅方案的差異體現出不同國家不同的征稅策略,也使這一單邊措施更具針對性和靈活性。但在國際多邊協調合作的背景下,單邊措施并非我國的最佳選擇。雙支柱方案已經在BEPS包容性框架下達成廣泛共識,其中大部分規則將于2023年正式實施。在雙支柱方案實施之前,我國應積極參與雙支柱規則制定,代表發展中國家和市場國的稅收利益發聲。雙支柱方案關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稅收規則的基調與走向,也將對我國參與國際稅收利益分配產生重要影響。例如,金額A的分配是否能夠有效維護我國作為世界主要數據來源國的稅收利益,兩類最低稅率與我國稅率之間的差值是否會影響跨國企業在我國的稅源變化,這些問題都至關重要。因此,應根據雙支柱方案對我國稅基影響的預期測算以及我國的市場特征,重點評估我國作為互聯網用戶大國的數據價值,有針對性地提出稅收利益需求,深度參與雙支柱規則制定。

          (二)居住國視角

          我國大型互聯網企業具有一定特殊性,呈現出海外上市、外資控股等典型特征,并且這類企業的海外市場布局明顯與國外知名互聯網跨國企業有所不同,互聯網“走出去”企業在當地面臨較多限制與不利因素。在跨境廣告服務等互聯網領域,我國作為居住國所面臨的征稅問題更具特殊性,因此,一方面要為我國數字化企業“走出去”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要維護居住國的合理稅基,防范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我國應結合當前跨境互聯網廣告的現實征稅難題,在OECD雙支柱方案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重視我國作為居住國的稅收利益與訴求,通過及時跟進雙支柱方案的預期影響測算,為我國參與數字經濟多邊征稅規則的制定提供有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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